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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2页）

前人留下了很多论说，有如《旧唐书》责备杨国忠，说他以便佞成为宰相，颐指气使，等于逼着安禄山造反。

&ldo;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rdo;，也说及玄宗任人不当。

安禄山&ldo;性巧黠&rdo;，又&ldo;厚赂往来者&rdo;，玄宗就让他为卢阳、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又让他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监，以致将边区蓄养战马的权力都断送到他手里去了，再听任他以蕃将代汉将，一步一步的鼓励他造反。

更让安禄山拜自己为父，杨贵妃为母。

《资治通鉴》还提及&ldo;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女以彩舆舁之&rdo;，玄宗为之赐贵妃洗儿钱，于是弄得宫庭内外和朝堂上下不成体统，好像这些事也是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

也有些史家认为任用蕃将是一种失策，其咎在李林甫。

因为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将，与他争权，所以怂恿玄宗任用蕃将，好在他们缺乏中国文人的涵养不能在朝廷里做大官，不料将国防重任交给他们，反为他们所制。

以上各种解说，都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真与失真不说，其提出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

玄宗于天宝年（742年）置十节度经略使，规定十个国防区，共有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是个在纸面上讲来非常宏大的计划。

以前各边镇的兵力游离不定，这时候人力资源的分配有如现代军语之所谓&ldo;建制&rdo;，已赋予固定性质。

可是我们仔细看来，则又知道这种堂皇的计划，仍犯着&ldo;官僚主义&rdo;的毛病，不能离开&ldo;金字塔倒砌&rdo;的&ldo;间架性设计&rdo;，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真事。

如以言人员，则此时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却又没有完全放弃，边区士兵大部由于招募，称为&ldo;健儿&rdo;与&ldo;旷骑&rdo;，自737年之后一律长期服役，其中多数则是蕃人，有些还带私马。

有如747年高仙芝出葱岭，&ldo;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rdo;。

安禄山防区最成问题的则为契丹及&ldo;匈奴别种&rdo;之奚，他们经常与安所属的官军作战。

而安禄山叛变时其南下部队却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后者即在长安出现。

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可见得他组织的杂牌部队，以蕃兵为主体已非一日。

如言马匹，则除私马之外，政府并未如若干历史资料之所称，控制大量之战骑。

《新唐书》&ldo;兵志&rdo;说：&ldo;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rdo;。

也就是以卖官鬻爵的方式揽络少数民族控制的马匹。

王忠嗣也是与安禄山大概同时的节度使，他的传记里也提及，&ldo;至互市，辙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rdo;。

他在兼任河西陇右（宁夏甘肃）节度使的时候，就将原任可东朔方（山西陕西）区域的马九千匹调到兼任区域，也可见得政府所牧马匹有限。

再谈到给养，则边军所用大多得之于屯田。

长安附近一带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灾，食粮供应不及，甚至朝廷也要迁往洛阳就食，这进修谷物的供应，大都出于华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带。

玄宗中期以后，情况好转，北方的税粮改用绢布交纳，但是物资仍是由各地汇集到京畿地带。

虽然我们无法确悉当日补给情形，各项纪录却没有一个由中枢作主，统筹支配这十个国防区补给的记载。

至安禄山之叛变已成事实，《旧唐书》&ldo;食货志&rdo;云：&ldo;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

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

&rdo;更可见得平日两京物资不用以供应边防，如果经常支用时，战时只会加强其出纳，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买僧道度牒，即是出资捐买免除赋役的执照，以作筹款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