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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2页）

可是他的南北驰骋，也并不是&ldo;如入无人之境&rdo;。

他初期在长江以北，避免攻坚，只是掠地胁迫人民参与他的行动。

他的战术，似得自王仙芝。

《新唐书》说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庆南昌岳州长沙一带（唐时为和、洪、岳、潭各州）。

其战法着重保持坚强的中枢指挥系统，同时向数处派出搜索部队，如果某处敌方决心固守或准备迎头痛击即放弃这方面而之他。

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

只是南方各大都会一般防御松懈，才给他有机会放肆。

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为880年年底之攻潼关。

然则这时防御军的主体之神策军，为唐室宦官掌握。

神策平日的军籍为长安富家子弟占有，他们借军马和制服装威风，一到作战临时出钱雇贫羸之人替代。

而且潼关的防御也着重城楼，而忽视附近地形，因之也让黄巢未战先胜。

长安本身政治之混乱，也与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

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纪初期以来，有&ldo;北司&rdo;与&ldo;南司&rdo;的轩轾。

北司为宦官的衙门，他们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适成立神策军，宦官取得兵权，又废立君主，有逐渐组成一个军政府，与宰相所率领的南司抗衡的趋势。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

在公元850年以前约四十年，最重要的争执为&ldo;牛李党&rdo;。

牛僧孺与李宗闵是同年进士出身，声气相投。

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脉相传。

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孺和李宗闵曾在皇帝面前攻击他。

后来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后任宰相，也将父子以来的冤仇，牵扯到一起。

除了他们个性与背景之外，其政策与立场也有显明的差异。

以现代术语称之，李德裕可称&ldo;古典型&rdo;、&ldo;保守派&rdo;。

他认为对藩镇不可放松，一定要坚持中央的威信，在国防上也要对回纥和吐蕃采取主动，并且排斥新进文官看不起由科举出身的进士。

牛僧孺可称&ldo;现实主义者&rdo;或&ldo;自由主义者&rdo;，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愿在内政外交上另生枝节，牛李两方既无合作与妥协之可能，也影响到彼此的门生子弟。

牛僧孺和李德裕在850年前后相继去世，他们的争执已成了往迹。

但是朝中分裂如故。

早在813年李绛即对宪宗李纯说及：&ldo;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

&rdo;迄至黄巢占领长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门户派别，各不相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