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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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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书曾指出中国的第二帝国（隋唐宋）表现一种开放性格，第三帝国（明清）表现一种收敛性，同时文化的风尚，已开始内向，其实后者思想上的根据，已在理学或道学肇始。

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作中下级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汴接近，又受他们推荐。

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颢与王安石口头冲突而被逐。

程颐与苏轼不合而被流窜，死后被夺官。

张载也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归。

朱熹之不见容于南宋朝廷，已如上述。

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时人不以他是道学家，在《宋史》里他的传记独载于&ldo;儒林传&rdo;），也因事被给事中所劾。

骤看起来，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政治上代表一种在野派的倾向，可能掀动一段新思潮。

可是实际正因为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物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强道德。

如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ldo;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rdo;，都不外传统&ldo;克己复礼&rdo;之方式，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种正统的风气。

即是朱子之道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ldo;证明&rdo;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念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与陆九渊所谓&ldo;六经注我，我注六经&rdo;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他们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种思想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真理的渊薮等情事。

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

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ldo;卫道&rdo;，所以不能不取防势。

张载所说：&ldo;吾道自足，何作旁求&rdo;已经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颢所害怕的也是&ldo;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塞&rdo;，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

所以他们虽构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

朱熹集诸家之大成，他将人欲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

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欲求与自然法规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毛病，所以他对&ldo;食色性也&rdo;一段添注：&ldo;甘食悦色固非性，而其&lso;天则&rso;，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

告子却不知有所谓&lso;天则&rso;，但见其甘食悦色，即谓之性也。

&rdo;这种解释牵强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立的观念相冲突）。

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型态之粗线条，也还是揭橥著至善与极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

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

朱熹作地方官，就执行&ldo;人子不蓄私财&rdo;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1086年差判登闻鼓院，辞不就。

他的理由是：&ldo;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礼。

&rdo;于此已不经意的表示任司法较讲学的为卑下，而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