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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普及教育（第2页）

到乾隆十年（1745年）京仓所储粮食号称可供十年“官奉兵粮”

所用，乾隆十三年（1748年）全国常平仓谷本额4800万石（实物和现金）。

这个大约四千余万的粮食已经够多了，但是乾隆皇帝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粮食产量增加到八千万吨，这个只能靠我们这一代来实现了。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为平抑粮价上涨，决定减少常平仓采购量。

此后常平仓贮存粮降至3370万石左右，加上社仓和义仓积谷全国共存粮4000万石（约合60亿斤）。

乾隆8000万石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各地常平仓储粮在短期增加后大幅度减少。

户部统计，到嘉庆十七年各地常平仓实存谷物3350万石（50亿斤），略高于乾隆以前的42亿斤，比雍正年间的核定数大大减少。

粮食产量的减少也是没谁了，从四千余万直接直降降到了三千万吨，而我的父亲嘉庆帝在位十余年好像也没有把粮食产量拉上去，我这一代很悬啊！

但是经过了我们前面大约二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勉强将粮食产量拉到了四千八百万吨左右。

可是人口多，粮食多有什么用？我们现在的政策虽说摊丁入亩，永不加赋。

但是国民的教育正在被愚民政策所困住，所以我们的教育急需改革，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人才，有了人才才能更好的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去。

教育这个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政策，其实很有必要的，因为教育可以使整个国家的整体素质都得到完整的提升，但是我们的教育不能是简单的培养人才而无用，这是不可以出现的事情。

所以我对于那些无用的学科全部勒令删去，要为整个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的学科都可以值得大力推广，我们不能让八股文束缚住天下士人的手脚，他们也必须要参加劳动，他们的那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的理论已经被这个时代所唾弃。

没有什么比自己双手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和成就可以相比的。

所以教育的重要性体现了出来。

随后，我召集了洋务派的一众大臣，其中包括了张之洞、李鸿章等一些老臣进行商讨办学事宜。

张之洞作为办洋务尝试最多的人他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改革教育但又不希望天下士子苦读了这么多年的四书五经，一条政策下去他们数十年的功夫全部白费了，他有点于心不忍。

毕竟他们这些老臣有的就是靠着八股取士进入朝堂的，这个时候改革教育他们确实狠不下心来。

但是我的决心很是坚定，但我也退了一步。

“朕决定改革学制和大清国的教育，但怜天下读书人苦读四书五经之久，故下旨天下士子可读四书五经，但是不能把科举当做唯一途径，命令全国上下的官府，兴办学堂，初等高等以及中等学校均需大办，私塾也得办。

要进行启蒙教育。

但绝对不允许私塾中教授幼儿八股文，违法者处斩。”

这条政策的下达，可以说断了那些为着功名利禄去的读书人的路了。

四书五经毕竟是我国的经典，他们读也无可厚非。

但是把四书五经以及科举看的太重也不好，后面的科举制度一定要废除掉，我不希望在看到有第二个范进的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的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完成了。

李鸿章在上海办了一个上海洋文馆，还有张之洞在两广、闽浙一带大力兴办学堂，福州船政学堂以及诸多学校全部开办，北京有京师同文馆，上海有震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