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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第2页）

其实，国民党政府在从大陆退去台湾时，向其下属们发了大批应变费，对象不是根据地位官职、交情，而是根据对其本人喜欢不喜欢，需要不需要而决定。

拿应变费的人，就拼命抢购金条，有的“中委”

买进上百条；有的买进十几条；有的却连路资都拿不出。

同样“中委”

，却肥瘦不齐，近水楼台者，总能多捞些。

当时，社会上特别混乱。

记得从南京逃上海转广东的人，想在旅馆开房间，没有门路，没有大量的钱，就没法落脚，只好去和茶房、有交情的朋友设法。

因为旅馆全部客满，很难找到空房，旅馆每层楼的茶房便趁火打劫，自己先吃进几间房，然后暗中高价出租，趁机发财。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件事：“金元券”

时期，我冒险为锦江两店采取了紧急措施。

同时，有家承包锦江洗涤活计的“徐林记”

洗衣作。

可怜的一家老、小连职工二十多人，眼看受到“金元券”

的灾难，快要停业关门。

当时我把拆来的头寸（就是钱）转借一小部分给该店主持人囤积些肥皂、煤炭等。

因此，当“金元券”

崩溃，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的时候，该洗衣店总算和锦江一样未曾倒闭。

因而徐林记得以培养几个儿女成长为技术员。

有的入党，做了国家干部。

他们都遵守父亲临终遗嘱——不要忘记董先生的恩情。

每逢年、节日总是带些礼物来看我。

迄今，常有信来问好。

不像有的人，我对待的恩情胜过徐家百倍，反而要整我、害我。

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就有如此的差别。

徐林记主人及其儿女能体会到这种虽属绵薄之情，亦如泰山之重。

这是由于他们的出身贫苦，双亲教养分不开的。

第二十九章回国后的地下工作

一、和杨虎的一次谈话

从菲律宾马尼拉回沪后，在整顿店务期间，边找党的关系联系，边主动地做些工作。

大概在1945年2月，杨虎亦在上海。

他知我回国，有天他来凡尔登花园三十一号家里探望，我见他坐在沙发上面带愁容，神情苦闷，思想上有矛盾吧？我乘机和他谈谈局势，暗示他：该分清局势，看重自己的前途。

我还说：“像你这样的地位，资历名望，完全可以为国家、老百姓多做些有益的事。”

当时他点点头。

我未敢深谈，怕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

但他已经说：“我只知道你对企业有兴趣，不问政治，想不到你把局势分析得很清楚。”

“这是由于爱国心关系，中国人嘛！”

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