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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3章和平条件（第1页）

崇祯十三年（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

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

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

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

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

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

惟圣明垂念。”

[17]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

“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

[18]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

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19]“疙瘩”

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

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

[20]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

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

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