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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2页）

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ot;道&ot;殊途而同归。

《论语》中这66条有关仁的语录，为孔子的学说安排了形而上的根据，成为儒家一元论宇宙观的基础。

这种学说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已属不言而喻。

因为所谓&ot;自己&ot;，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

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

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

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

印度的思想家认为&ot;自己&ot;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

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

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组自私而克臻于仁。

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然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

然而另一方面，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发扬保持仁的本能，则同样可以认为性善出于天赋。

孔子去世以后约150年，性善说才首次被明确提出。

孟子曾经斩钉截铁地说：&ot;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ot;孔孟之间的不同论调，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变化。

孔子的目标，在于期望由像他一样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来代替当时诸侯小国中世袭的卿大夫。

孟子却生活在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里，其时齐楚之间的王国，采取了全民动员的方式互相争战。

这种情形不再允许哲学家以悠闲的情调去研究个人生活的舒畅和美。

孟子的迫切任务，在于找到一个强者，这个强者应当具有统一全国的条件，并且能接受儒家学说作为这一大业的基础。

他企图以雄辩的言辞说服他的对象，引导他和他的廷臣回到善良的天性之中，有如引导泛滥的洪水归于大海，以避免一场杀人盈野的浩劫。

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

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

到10世纪以后，也就是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济的重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

随之产生的显著后果，则是内部的复杂性相继增加。

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而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

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

这种多方的改变，使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上成千成万的优秀分子，即读书的土人。

这些土人就是绅士阶层，和以前的门阀士族比较，人数多，流动性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

以此，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必须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