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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2页）

&rdo;这一景象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近年来的移民现象便是有产阶层试图逃避的一个折射。

然而，绝大多数的经营者仍将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有机会以独立、不依附的精神，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改变中国。

其四，自由知识分子。

自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实际上便失去了产生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土壤，正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才诱发了20世纪初那场灿烂的新文化运动。

近十年来，民间出现了众多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谋生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给予了他们生存的机会。

以思想研究为己任的民间智库层出不穷。

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涌现出很多大胆的&ldo;意见领袖&rdo;。

上述四股新势力，对维持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构成了挑战，以&ldo;自上而下的控制&rdo;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过程将贯穿整个中国改革的全历程。

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二十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模样。

对&ldo;大国崛起&rdo;的高调欢呼，以及对中国崩溃的悲观预言，其实都很难构成历史的全部。

1948年，在中国游历长达16年之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以比较研究的办法系统性地考察中国问题的作品，在这部成名作中，费正清用忐忑叵测的心情写道：&ldo;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rdo;193到1983年，《美国与中国》的第四版修订出版，年迈的费正清仍然小心翼翼地写道：&ldo;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革命过程，最好作为两场革命来理解，一场是经济方面的，另一场是社会方面的，这两场革命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则互相抵触。

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一般都能懂得。

但社会方面的改造却同美国方式大异其趣，令人很难理解。

&rdo;194

如果说科斯将中国崛起看成&ldo;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rdo;，是一种纯粹的西方视角，那么，真正在中国大地上行走过的费正清却宁愿相信中国走在一条&ldo;难以理解&rdo;却符合自身逻辑的、更&ldo;窄&rdo;的道路上。

也许，他是对的。

跋

1850年12月，时年45岁的托克维尔在海滨小城索伦托给友人们写信。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因《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闻名欧洲和北美大陆，可是从那以后，他一直为寻找新的写作主题而苦恼不已，他在信中写道：&ldo;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哲学本身结合起来。

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rdo;&ldo;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中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

……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

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

&rdo;也正在这几封信里，托克维尔宣布将创作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伟大的传世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记得是2010年的盛夏，我曾去过索伦托，那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非常幽美的小城，居民依山建屋，面朝大海，小径蜿蜒局促，到处都是花店和精致的小咖啡馆。

我在那里闲居数日，游逛过小城的很多山道，却并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欧洲最先锋的思想家曾在此徘徊焦虑。

此时此刻，我开始写作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在查阅资料时，偶然读到这段轶事，便突然地生出别样的亲近，算算年纪，我竟也已四十有五，正感慨于白发间生、岁月流逝，也为写作而日夜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