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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第2页）

亨利&iddot;基辛格也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冷战中的胜利，已将美国推入一个与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的国家体系十分相似的世界……超越一切的意识形态争端或战略性威胁的消失，使各国可以将其对外政策的基础逐渐转向对本国直接利益的追求。

在一个由五到六个主要大国和形形色色小国组成的世界体系里出现的秩序将会与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情形相似，国家在对自己利益的竞争中形成和谐与平衡。

亨利&iddot;基辛格与迈克尔&iddot;桑德尔教授对冷战后世界国际关系的观点，基于深刻的历史性。

但我认为，这种论点与目前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并不一致。

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中独立存在。

因为，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各国在政治、环境、国家安全等方面都已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联。

联合国宪章为这个世界中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框架，其远比强权政治的信条更为合适。

持这种观点的远远不止我一人。

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卡尔&iddot;凯森曾这样讲过：&ldo;那种将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将武力威慑作为秩序基础的国际体系已不再是唯一的可能了。

寻求一种不同的体系（基于集体安全）……已不再是追求一种幻想，而是对必要的目标所进行的必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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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iddot;f&iddot;凯南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为他九十寿辰举行的庆祝会上说过，几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局面：没有什么预期的超级大国间的冲突会威胁世界和平。

至少在近期内这种超级大国间的和平使得追求和探索对于冷战后世界的设想，真正成为可能。

同时，它也使通过维持保护自己及其利益的能力，避免世界回到大国竞争的时代，成为可能的事情。

维持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国防支出应停留在目前这种过高的水平上。

例如：美国一九九三年财政年度的整个军费支出是两千九百一十亿美元，以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美元计算，比一九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此外，比尔&iddot;克林顿总统跨越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度的五年防卫计划，比一九九三年的支出水平也只有很少的下降。

一九九九年的国防支出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美元计算，比冷战中期的尼克松总统时期仅低了三个百分点。

美国的国防开支相当于世界上其它国家国防开支的总和。

这样一种防务计划完全不同于我对冷战后世界的看法，同时，它也与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同样至关重要的国内财政方案格格不入。

这种防务计划假设，在北约以外地区的冲突中‐‐如伊拉克、伊朗或朝鲜半岛‐‐我们将在没有其它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单方面采取行动。

它还假设，我们必须准备同时面对两个地区的冲突。

我认为，这种假设显然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