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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
顧今之説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説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
即如舊説,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
今以熹説推之,則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凑,面内而環觀之。
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
此天下之至中,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
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
然後至極之標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内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
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
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騐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
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
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
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謂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
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謂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
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
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言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
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
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謂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
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謂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頼以興也。
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榖,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謂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
若不能有所頼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
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姑欲教之於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己無及於事。
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
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駮,有不可以一律齊者。
是以聖人所以立極於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於下者,至寛至廣。
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飬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
其曰‘無偏無陂,至于歸其有極’云者,則謂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
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
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
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
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
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
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彞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令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
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
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
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履天下之極尊矣。
是書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
然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