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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2页）
在新疆天池边上，他惊喜地从维吾尔族孩子的手里，看到了他曾在小说中描写过的，陈家洛冒着生命危险为喀丝丽采来的天山雪莲，好奇之心大起，便用一块钱买了两朵，带回香港。
其后，金庸频频涉足高层政治活动。
1984年，他再度应邀访问北京，与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等会谈，这些党内高级领导人，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看到大陆的经济与民生状况都有了大幅度改善之后，《明报》对大陆的态度开始从对立向友好转化，接受中新社提供的官方报道，对大陆的感情倾向也改为褒多贬少。
在和邓小平、廖承志等人会谈之后，金庸逐渐了解到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的态度，并决定通过自己和《明报》的力量，为香港回归祖国尽力，投身于香港回归祖国的事业之中。
因此，1985年，中方委任金庸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ldo;政治体制&rdo;小组负责人，成为政制方案的主要起草者。
对于自己的正式投身政坛，金庸的解释是：&ldo;我认为我应该为我所爱的香港出一番力。
我于1948年来到香港，身无分文，此后在这里成家立业，过了几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给予我的实在极多。
我在香港社会中受到爱护尊敬，能有较好的物质生活，心中常自有感激之情，只觉得我比别人所得为多，而回报不足。
这一次有机会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后退休，心中会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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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派别林立，各执己见，争吵不休。
基于他的一贯立场和&ldo;报答香港人&rdo;的愿望，金庸始终在寻求一条调和的道路，既坚持为香港六百万人谋福利，又不损害回归事业的大局。
经过多次酝酿，金庸起草的&ldo;主流方案&rdo;出世。
方案协调各方意见而偏于保守，在发表时遭到激进派的批评。
但是金庸坚持认为，这个方案是最适合于香港现阶段局势，能够逐步推进的协调方案，而此方案也于1989年2月2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
心事既了，又由于种种原因，金庸于1989年5月20日，亦即《明报》创刊三十周年的日子，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并宣布卸任《明报》社长职务。
在金庸的内心中，他对于历史上为国建大功、立大业，又能不贪权位，急流勇退的范蠡、张良，始终怀着向往效仿之情。
这种由&ldo;儒&rdo;入&ldo;道&rdo;，在&ldo;兼济天下&rdo;后&ldo;独善其身&rdo;的思想，贯彻于他的武侠小说之中。
而他的宗教情怀，则是另一重推动力。
1976年金庸的长子查传侠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杀身亡，金庸在长期悲痛之后向佛法寻求解脱，从而皈依佛教。
佛教所求的是轻视身外的欲望，求索精神的升华，使金庸进一步坚定了放手名利事业，毅然退隐的决心。
尽管自己希望轻松无碍，却不能将一生心血随手抛弃。
退隐之前，金庸所最为挂心的，自然便是《明报》的着落。
子女们全对新闻事业不感兴趣，继承家业恐不可行;从前那些老友，又出国的出国，倦世的倦世，面对着如何能保持《明报》的长期繁荣发展，金庸可谓殚精竭虑。
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做出让《明报》企业挂牌上市的决定，减少自身对于《明报》的控制和责任;同时，他在上门求购者中精挑细选，选中了智才顾问公司的管理人于品海。
金庸自述原由是：&ldo;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了解，我觉得于品海先生的经营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巩固与发展明报企业的理想人才，同时他对新闻事业具有热诚，那是非常难得的性格。
&rdo;1991年12月，金庸正式卖出《明报》，退隐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