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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1页）

此外，还有惩罚规模的问题。

我们知道，惩罚必须大到&ldo;不可接受&rdo;的地步，然而什么样的惩罚才是不可接受的呢？又是令什么人不可接受呢？希特勒在末日来临时曾宣称：德国的毁灭不仅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合适的，因为德国人没有为他赢得战争，这一点证明了他们的堕落。

那么，用多大的损失威胁对方才算超过了可接受的限度呢？在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核心的反常逻辑：要劝止的一方往往不是那些认为侵略不可思议的谦谦君子，而正是希特勒之辈，对他们来说，只要能维持自己的权力（甚至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付任何代价进行侵略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在这里只考虑极端的情况，希特勒的行为并非没有代表性，所以不能对他加以忽略。

他正是需要劝止的典型人物。

显然只有打击领导层的惩罚行为对他来说才是不可接受的。

但是，一旦这样做了，便失去了任何在战争破坏超出限度前制止战争的希望。

在正常情况下，毁灭几个城市对那些不那么残酷的领袖和统治阶层来说就是不可接受的了。

但是当危机变得尖锐激烈时，这种类型的惩罚恐怕也难以达到劝止目的。

承诺过多时即便想审慎行事也会身不由已，双方都可能处于一种没有退路的困难境地，后退不但在感情上是难于接受的、在政治上也是危险的。

诚然，危机是不常发生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危机更是少见，[注：战后时期涉及到美国，并考虑过使用核武器的危机包括：1946年的伊朗危机，1948年的柏林危机、1951年和1953年的朝鲜危机、1954年的金门、马祖危机、1954年的印支危机、1956年的苏伊世运河危机、1958年的金门、马祖危机，195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1962年的古巴危机、1968年发生在朝鲜的&ldo;普韦布洛号&rdo;危机、1971年的印巴危机和1973年的阿以危机。

在上述各次危机中，只有三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可以明确地算作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危机。

]然而，不是在正常环境中，而是在通情达理的领袖也会一意孤行的反常环境中才需要劝止。

上面讲了通过惩罚达成核劝止有种种严重缺憾，通过拒止行为达成的非核劝止也有一个弱点：这种劝止会失败，它过去失败过，将来也还会失败。

原因很简单，发动侵略的一方总是坚信自己会胜利，（无论这种信念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当然侵略的一方也有失败的可能，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要发动战争，忍受战争带来的痛苦。

而通过惩罚行为达成的劝止则有可能避免战争，尽管这样要冒极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欧洲的核劝止

朝鲜的人力资源和地理条件允许防御的一方在狭小的战线上部署重兵守卫；而在欧洲，地面部队的比例对防御的一方不利，如果把苏联的防空能力计算在内的话，防御的一方在战场和制空权中的优势又不足以弥补自己的弱点。

即使联盟大幅度增加兵力，它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依然处于劣势，因为它必须为保卫整片领土进行前沿防御，而苏联进攻时可以随意选择狭窄正面地段集中兵力实施攻击。

即使在放弃前沿防御（这样做无异于使联盟解体）和大大改善兵力对比的情况下，通过拒止行为达成的非核劝止仍然有可能失败，因为苏联的军政领导人会用不同的方式估价形势。

苏联领导人很可能会象他们的前任那样，认为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甚至可以挫败比现在的联盟还强大得多的防御力量，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

由于通过拒止行为达成的劝止极不可靠和通过惩罚行为达成的劝止又极难预料，因此联盟自1967年开始结合使用两种手段达成劝止便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联盟为于达到目的利用了各种手段，其中包括：不太充足的非核前线防御部队，抗毁性较差的战场核武器系统（也用于拒止行为），抗毁性也不太强的战区核力量，以及美国的远程核力量。

美国的远程核力量规模庞大，比战场和战区核武器的抗毁性强得多，但美国人是否会为了欧洲的利益使用这些核力量就很难说了。

上述各种力量的匮乏恰好与反常逻辑相符合。

正是由于非核的前线防御不够完备，才有必要使用战场核武器。

我们可以设想：联盟军队进行了数日的顽强抵抗，但苏联的入侵纵队突破了联盟的防线，联盟的败势几乎无法挽回。

此时，发射核弹火炮和远程核导弹（这些武器眼看就要落入敌手）就不会遭到人们的非议了。

相反，如果前线防御部队比较强大，它们成功地遏止了入侵之敌的最初进攻，使人们得到可以深思熟虑的喘息机会，此后，盟国政府就不太可能顶得住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舆论，虽然在苏联马上要发动第二梯队的进攻时，使用战场核武器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如果非核的前线防御部队此现在强大得多，根本用不着使用战场核武器，苏联则不能期待迅速地赢得非核战争的胜利，这样，苏联就会转而重新采取60年代的战区战略，即为了在前线打开缺口，提前使用自己的战场核武器。

因此，按照通常的反常逻辑方式，如果联盟非核部队力量的增长超过了可以制止敌人的入侵和一场非全面攻势的防御顶点，其结果就会降低使用战场核武器的可靠程度，从而削弱劝止作用。

如果联盟的非核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没有必要使用战场核武器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结果不但避免不了核战争，反而在战争爆发时会促使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

当然苏联这样做也会付出很大代价，使它没有可能赢得一场干净的非核战争的胜利。

但是，只有认为苏联对联盟发动进攻不是由于它走投无路，而是它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审慎抉择时，这一点才有意义。

所以，联盟各国政府不同意保持一支比现在规模大的非核力量，很可能说明它们对战略的反常逻辑还是有一定的尽管不是系统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同样认识到：多可以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