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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第2页）
经过选择比较，戴笠决定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
一是香港是一个自由港，鱼龙混杂，便于隐蔽。
二是人员进出方便，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便于调遣人员。
三是香港距河内不远，乘坐海轮1个昼夜即可到达，空中班机可直飞重庆，便于戴笠来回走动。
四是军统局在香港经营多年，特工力量亦很雄厚，其他设施也很齐全，便于调用。
五是汪精卫手下有不少爪牙正潜伏在港，随时准备待机而动，指挥中心设在香港，亦可以同时对这些汪的同党加强监视，必要时给予惩戒，以儆效尤。
一切准备就绪后，戴笠于1939年1月中旬，带着甲室的毛万里、王绍谦、季若恂等人直飞香港，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设立指挥中心，并在香港高街6号设立联络站，安排甲室秘书毛万里在此办公和住宿，负责联络工作。
戴笠本来在香港购置有一幢洋房，但为了隐蔽形踪，却另外在香港、九龙分别租赁公寓，轮流居住。
为了保密，戴笠一般只于夜间接见调遣陈恭澍等有关人员，并在联络站设立两座电台，由戴笠指定报务员日夜值班，不间断地与河内、重庆保持联系，电报则由甲室工作人员王绍谦、季若恂亲译，交戴笠亲自处理。
戴笠实施刺汪计划的第三步方案是准备亲自到河内进行一番布置，为河内行动组接上各方面的关系，并对集中待命的行动组人员进行分工，明确任务和责任。
军统在河内原先派有一个特务，叫方炳西，此人曾任军统越桂边区站站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谍报处科长等职，现以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秘书的身份进行工作。
在这之前，戴笠已有电报到方炳西，令他设法租赁了1幢独立的2层楼房，作为行动组的密点，购置了一辆旧的福特牌小车，解决了行动组的吃、住、行等问题。
另外，戴笠已在河内预先派遣了一名姓徐的直属通讯员，此人因在欧美留过学，与河内法国殖民当局的关系非常好，与法国籍的河内警察总监尤为熟悉，在当地的华侨社会中也颇孚众望，被尊称为徐先生。
戴笠过去交给徐先生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关系，以为后用，平时只由戴笠单线联系。
戴笠以何永年的化名领得护照后，从香港乘飞机赴河内。
到达行动组居住的密点后，当即召见陈恭澍、余乐醒等行动组人员，指示他们按预先计划外出熟悉河内的市容和地形，然后单身一人拜会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说明此行来意，并以封官许愿作条件，要求许念曾对此次行动鼎力相助，得到许的承诺（许念曾后来经戴笠援手推荐为驻埃及公使）。
于是，河内总领事馆成为刺汪行动的前线指挥所和联络点，馆内设立了电台，作为河内与香港之间联络专线。
行动组人员也在领事馆的掩护下顺利开展活动。
戴笠拜访许念曾之后，又秘密会见了徐先生，交代给他的任务是利用多年与河内高层人员建立的关系，侦查掌握汪精卫在河内的行踪，及时向行动组提供。
当时越南法国殖民地当局表面上的态度是不给汪精卫一行活动的方便，实际上暗中对刺客之类严加警戒。
因此，徐先生与河内警方建立的关系对协助行动组的活动极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