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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一生的殊荣似乎注定要在死后才能获得。
3月17日,戴笠暴尸戴山的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闭幕。
这次会议无疑是蒋介石动员国民党在战后走向全面独裁的一次重要部署。
一方面是出于对戴笠的悼念,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反共内战动员的需要,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之死进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其规格、声势,完全是空前的。
1946年4月1日,军统局在重庆举行隆重的戴笠追悼会。
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
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们要完成戴笠生前遗愿,继续做好特务工作,并十分难得地流了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
礼毕,蒋介石走下主祭台,亲切地在一批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以泣。
死亡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黯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思前瞻后,悲上心头,一个个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毛人凤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蒋将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蒋趁机脱身,追悼会也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从4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各大城市军政最高主官按蒋的旨意,对戴笠之死纷纷举行公祭。
4月13日,北平6200人举行隆重悼念活动,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一级上将李宗仁主祭。
5月17日,济南市举行公祭,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亲率4300人主祭。
同一天,贵阳4100人在贵州省政府杨森的率领下举行悼念大会。
5月19日,武汉市8000人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一级上将程潜亲率在汉军政负责人主祭。
5月20日,重庆、成都、昆明三地同时举行公祭,重庆由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王缵绪(上将衔)主祭,集会人数达6300人;成都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主祭,集会人员竟达54000余人。
昆明由云南省政府主席、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主祭(上将衔),集会人数亦达42000人。
5月25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七绥靖区司令官王陵基上将率3700人在南昌主祭。
5月26日,上海8200人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上海闻人、戴笠生前密友杜月笙主祭。
5月30日,合肥、无锡同时举行公祭。
合肥3200人集会,由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司令官李品仙(上将衔)主祭。
无锡4000人集会,由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上将衔)主祭。
6月2日,兰州3200人隆重集会,由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主祭。
继上述城市之外,广州、福州、厦门、长沙、桂林、西安、郑州、沈阳等地也都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