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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至于八股考试对中国人文风的塑造，那就更是惊人。

大多数的读书人在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的八股文训练之后，是想丢也丢不掉了，他们甚至连骂人都是八股腔。

鲁迅先生说他的家乡的秀才们曾作了八股来嘲骂新学堂，其实，在晚清时节，相当多的出自读书人之手的反教（洋教）揭帖，都是八股体，有些作得还相当地道。

再往后，科举废了，进入民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们的军师草檄文、出文告、打电报战，有哪个能脱了八股老调？就是后来的国共两党，其实也没能摆脱八股的影响，有太多的人记得，毛泽东是怎样在延安整风时提倡反对党八股的。

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八股取士的心态非常复杂，甜酸苦辣，爱恨交加，但依恋与依赖却是主要心理，他们有的人可能会经常骂科举，但心里却最放不下它。

吴敬梓和蒲松龄两位在小说里将八股取士骂得一文不值，最后依旧以顶上贡生的头衔为荣。

当面临西方侵入的挑战时，大多数读书人最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就是八股取士的命运。

回溯古代，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凡是开科取士的皇帝的屁股后头，都会招来许多汉族文人的称颂，清朝袭承明制，考试考得比谁都热闹，结果用不了多久，原来坚持夷夏之防的人们就拇指大动，&ot;一队齐夷下山来&ot;。

在晚清，虽然先进的中国读书人很早就嚷着要废除八股取士，在他们眼里，科举是中国挨西方欺负的主要原因。

戊戌维新还真的鼓动出个废科举的诏书来，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而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上门来，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科举不能按时举行（老外也很明白，他们在辛丑媾和时，作为惩罚，要求停止了几个义和团运动闹得比较凶的省份的乡试）。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面临的是前辈未曾面临过的&ot;夷人&ot;，不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会同化中国人。

他们胡编出洋人开科的神话，其心理很可能与他们&ot;一队齐夷下山来&ot;的前辈差不太多，虽然嘴上是在骂那些莫须有的参加洋人科考的读书人，心里也许在盘算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他们是欣然就道呢，还是忸怩半晌再说。

最后说一句近乎题外的话，在我们这个千余年靠考试出能人的国度里，想要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把教育内涵由符合规矩（八股积习）变为激发创造力，其难度之大也许根本就不是教育机构的行政命令所能办到的。

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ot;女人救…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但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仍然对&ot;八国联军&ot;四个字记忆犹新。

圆明园早在八国联军来之前40年已经被英法联军烧掉了，但如果你现在问问中国的老百姓，恐怕没有80也有60的人会认为那就是八国联军干的。

虽然自1840年以来，中国没少挨洋人的欺负，但像这次列强（11个国家）一并打上门来还是第一次。

让洋人团结起来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执掌国政的西太后听说中国出了神兵义和团，可以刀枪不入，所以大着胆子跟全体洋人宣了战，任由义和团杀在中国的洋人，攻打外国使馆。

义和团是从来不沾女人的，据说是怕破了法术，但同时又非常仰仗女人，据说只有女人才拥有可以真正威胁洋人的威力，于是有了红灯照，有了黄莲圣母、金刀圣母等让男人顶礼膜拜的女性活神仙。

跟戚本禹以及现在许多影视作家想象得不一样，红灯照其实从不上阵舞刀弄枪，她们是作为法术的象征而存在的。

八国联军固然在枪炮方面占着许多优势，但于想象力上却远逊于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女人对于战争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打仗的时候，根本就没让女人搀和。

但是在占领北京之后，却像许多为他们鄙夷的野蛮人一样，将子女玉帛收入夹袋（在攻占天津之后，甚至连黄莲圣母林黑儿也一并抓了去）。

一向有军妓随军传统的德国军队，此次远征根本就没带上他们的女人，可能在他们看来，被占领的中国城乡到处都有可供他们的大兵发泄兽欲的对象，所以索性为他们的皇帝陛下节省一点军费。

进入北京的各国联军在寻找女人方面与寻找财富一样的具有天赋，甚至连他们号称要保护的中国教民，也遭到了性侵犯。

这一点，连他们的最高

指挥官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

在度过了战争初期的混乱和动荡之后，联军的士兵从大索三日的亢奋中渐渐恢复过来，各国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着手恢复秩序。

北京最早恢复的商业活动，竟然是娼业，不仅著名的八大胡同业务极度繁盛，就连一向偷偷摸摸搞地下活动的暗娼，生意也日渐看好。

在上操和值勤加抢劫之余，联军的大兵满世界乱窜、寻花问柳。

这时就用得着北京闲人了，连一句洋泾浜英语都不会的若辈，居然能够无师自通地为洋大人拉皮条，拉得好时，会从洋人和妓女的生意中分润若干好处，拉得不好，吃几条&ot;洋火腿&ot;（挨洋人的踢）也是正常的事。

当年在北京五城公所当差的王大点，由于原来的差事近乎于警察，干的就是弹压管理妓女的活计。

联军进城，任职的衙门空了，闲来无事，正好利用自家熟悉妓家的专长，为洋人介绍生意，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ot;坐多时，平西方行，走鹞儿胡同口遇两个大头布洋人（即印度兵‐‐笔者注）找妓馆。

我带同上四神庙路西土娼下处，二人同嫖一妓，各用一洋元与之，哄他多时，又给我花生食。

后由牛血胡同回行万佛寺湾，又遇德国巡捕洋兵三人，意往娼处。

我据带同猪毛胡同路东妓馆，有二洋兵各嫖一妓，亦以一元与之。

&ot;一个晚上就做成了两桩买卖，可见生意之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