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最新章节_第11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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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匈奴艺术的主要发现地点分布在从贝加尔湖至河北、山西、陕西边境的区域内。

在北方，外贝加尔省赤塔的墓葬，曾被梅哈特确定为公元前2～前1世纪；同时还有蒙古高原恰克图北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的德列斯都伊斯克的墓葬，在那里发现过西伯利亚式金属牌与公元前118年起发行的汉代铸币。

在外蒙古，库伦附近的诺音－乌拉，科兹洛夫（kozlov）考察团曾发现过一个匈奴王的墓葬，内有草原艺术的青铜器，华丽的毛织品上绘有同一种风格的图案（鹰和鹿的争斗，野猫与牦牛的争斗）；所有的题材都是用萨尔马特－阿尔泰的方式进行处理的；还有一件希腊纺织品，绘有一个留有上唇须的人物，乘四轮马车，它无疑是出自息姆米里亚统治下博斯佛尔城的某个艺术家之手；最后是一件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上面就记载了日期。

或许我们应当把离那里不远的鄂尔浑河流域笃伯勒赤与伊勒赫－阿里克发现的壁画归于一类，尽管缺少日期记载，但壁画上对鹿的绝妙表现反映出萨尔马特－阿尔泰艺术的影响。

在鄂尔多斯，原来绥远省的一部分‐‐察哈尔与热河一带，有许多地方出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例如在承德附近的滦平，在张家口以北多伦诺尔西的哈丁苏木与哈隆－沃索，从张家口以南去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在鄂尔多斯与陕西北部边界的榆林。

我们注意到在宣化所发现的一部分古物中有一个中国&ldo;刀币&rdo;，其上刻有&ldo;tu&rdo;（土？）的文字，可作日期鉴定，它是属于公元前480～前250年间战国时代在中国通用的一种货币形式。

假使鄂尔多斯青铜的一大部分，即内蒙古的匈奴青铜器，与战国（公元前5～前3世纪）同时代，那么同一种艺术就在整个汉朝（公元前2世纪初～3世纪初）继续在原地以及外蒙古生存繁荣起来。

在诺音－乌拉发掘出的古物和鄂尔多斯出土的这个时代的多头动物形的青铜牌均可为此作证。

此外，在我们的陈列品里有带匈奴艺术花纹的中国青铜纽扣，很明显，它是由汉朝艺术家们根据鄂尔多斯式样仿造的。

在这以后的时代，即在中国所称的六朝（公元4～6世纪）时期，鄂尔多斯艺术对中国青铜器的影响并未削弱，上面所刻的动物均体态弯曲，如藤蔓一般相互缠绕在一起。

在同一时期，草原艺术同样影响着大侵略时期西方的扣钩、金属牌和装饰物。

阿恩指出，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器一直到9世纪还保持着草原上古老艺术的特点。

同样的艺术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汪古部落还在延续，一些教徒用的小铜器十字架、鸽子及祈愿龛的上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艺术的影子。

这些古物在鄂多尔斯和它的邻境都有大批出土。

而且，在整个西夏时代（公元11～12世纪）纯粹的鄂尔多斯金属牌都能制造，除非引起了萨莫尼先生注意的西夏字体是重新刻制上去的，或者，这些不作流通的西夏文副本是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