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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3页）

我对钟书说：&ldo;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

&rdo;钟书说：&ldo;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

&rdo;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

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ldo;不觉得。

&rdo;我说的是真话。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

我老实说：&ldo;对不起，我不爱&lso;起哄&rso;。

&rdo;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ldo;起哄&rdo;，也就不相强。

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

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ldo;人民内部矛盾&rdo;。

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

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

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ldo;对右派言论有共鸣&rdo;，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

我不知我的公公是&ldo;准右派&rdo;还是&ldo;漏网右派&rdo;，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

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ldo;以勤补拙&rdo;，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

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8226;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

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8226;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

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

反右之后又来了个&ldo;双反&rdo;，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ldo;拔白旗&rdo;运动。

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

郑振铎先生原是大&ldo;白旗&rdo;，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ldo;拔&rdo;了。

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

一切&ldo;拔&rdo;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

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

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ldo;白旗&rdo;，给拔下又撕得粉碎。

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钟书笑我&ldo;借尸还魂&rdo;，我不过想借此&ldo;遁身&rdo;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

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

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钟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

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

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