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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能全面发展，经常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个足够稳定的制度。

停滞是制度老化、制度毁灭的前兆。

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

它无疑应该早在几十年之前就开始，如果当时就去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无论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还是其他条件，显然都要有利得多。

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这一过程直到1985年才到来，而它的道路上铺满的已经不是玫瑰，而是荆棘。

我想细述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关于&ldo;改革&rdo;和&ldo;改革者&rdo;的悲剧，关于我国人民的大悲剧‐‐当时，我身处这些事件的旋涡之中。

经济：&ldo;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rdo;

应当承认，我国在着手改革时，它的领导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深入评估进行改革应采取哪些相互联系的必要步骤，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后果。

我想，说来也真是遗憾，那些指责20世纪80年代改革行动缺乏明确纲领的人是正确的。

当然，他们没有考虑必须采取某种决定的具体政治环境，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指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

不过以我的观点来看，当时有一点倒是现实的，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决定改革从经济开始。

其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对国家经济做一番改革。

硬性计划经济体制是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它顺利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并对战胜希特勒德国起到保证作用，使得在难以想象的短时期内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可能，而在&ldo;冷战&rdo;年代，则建立了同西方的军事均势。

但生活不会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渐开始有所感觉：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无法完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需求，也无法解决国家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为重要的任务。

这就需要找到国民经济运行的更为有效的手段。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搞过一次经济改革。

但他并未触及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仅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给企业。

当时我是乌拉尔机械厂的总工程师，后来又当上了总经理，我们当时曾感到非常满意。

总的来说，改革促使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达到了最高的经济指标。

遗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后，柯西金的改革逐渐自生自灭。

后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虽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对改革加以恢复和完善，却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绩。

到了1983年，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公开下达任务，要大家把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会的问题弄个明白。

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重新判定国内已有制度的本质，它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