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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就像汽车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样，我们也碰撞着福特的区域文化。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融入底特律的社会格局中。

汽车行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都居住在格罗斯区域或布卢姆菲尔德的小山上，这里是富人居住的郊区，但是，我们中的两位却选择了密执安大学的所在地安阿伯，这样，我们就能使自己的孩子在大学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

在政治观点上，我们也与汽车公司的管理人员们大相径庭。

不久，我就发现，约翰&iddot;巴加斯的工作之一，就是周游在福特的最高层管理人员之间，为共和党募集钱款。

我拒绝了他的要求。

以后，在五十年代早期，我升任为公司中最大的单位福特区的主管，我同样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要求我说服任区内约一千一百名薪水最高的管理人员，向共和党捐献资金。

相反，我给手下的每一位人发去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时代里，我们的政治制度基于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而私人的捐助则是两个党派生存的基础。

我说，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样，只捐助两党中的一个党派。

信中接着说道，如果他们希望捐助民主党，则应该将钱款交给某某先生；而希望捐助共和党的人，则应将钱交给约翰&iddot;巴加斯先生。

没有人会知道，他们会支持哪一个党派，但我希望，他们只支持其中之一。

在许多管理人员的同僚中，我这样的做法，并未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好感。

小小的摩擦是显而易见的，好在我与亨利&iddot;福特二世之间已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只要我为公司创造利润，我就可以按我的意愿来自由行事。

&ldo;神童&rdo;们并没有辜负他雇佣我们的初衷，在以后的十五年中，我们中的六位升任了公司的最高层领导（包括两任总裁）。

与此同期，公司的发展日新月异，赢回了由通用汽车公司占领的大片市场，股票的价格也扶摇直上。

查尔斯&iddot;b&iddot;桑顿并没有始终如一地与我们在一起‐‐由于与主管财务的副总裁刘易斯&iddot;克鲁索发生口角，他辞职不干了，在这里只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也有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遭受解雇的命运，在公司和行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上，我与众多的同行们具有明显不同的看法，在诸如安全、减少污染、功能设计和经营方案等问题上，我们常常争论不休。

然而，我总是找到了与他们合作的途径，由于确实做出了成绩，我的职位也接连不断得到了晋升。

一九六○年夏天，欧内斯特&iddot;布里奇准备从公司退休，他的职务仅次于亨利&iddot;福特二世。

七月份，亨利&iddot;福特二世、约翰&iddot;巴加斯和我前往西德的科隆，我们德国公司的总部就设在那里。

一天我们在城里呆到了深夜，清晨两点才返回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