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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虽然已经在边境上服役两年了,可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年青人。
我发现,她紧紧地攥着孩子的小手,而孩子却在皱眉头,孩子嘴里又塞了块水果糖。
当然,首先发现这一情况的不是我,而是赫鲁斯塔廖夫中尉,我们边境哨所所长,他负责检查证件。
就是赫鲁斯塔廖夫中尉向我们发出了约定的信号,而他自己则从边防军战士的手中拿过步枪,一言不发地用刺刀使劲儿地捅了几下有火漆印的一捆文件,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里面有用硬铝片包起来的发报机)。
&ldo;您这是干什么?!
&rdo;少校生气地喊了起来。
他这句话也是个信号,因为一瞬间他们四个人都掏出了手枪。
我站在小轿车的左侧的后门旁边,我的任务首先是&ldo;监视&rdo;那个&ldo;中士&rdo;和司机。
他们一掏出手枪,我就当机立断地对准中士的两眉中间给他吃了两颗子弹,第三颗子弹则射进了司机的太阳穴。
&ldo;少校&rdo;是被赫鲁斯塔廖夫打死的,他还把打伤了一名边防军战士的那个金发女郎放倒了。
赫鲁斯塔廖夫可是个精明能干、机智果断的人。
必要时,他不仅可以用刺刀去检查一名少校的东西,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政委或部长的任何文件和行李也不在话下。
他是个精明的人,但一星期之后,差不多是在与奥尔沙公路上的那次事件一样的情况下,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他只不过迟疑了几秒钟,便为此付出了代价……牺牲了。
在这类情况下,向来是谁先下手谁就是胜利者……
关于如何处理了尸体,我当然一字未提。
当时到处提的口号以及给我下达的命令都是:&ldo;消灭一切德国间谍和空投特务!
&rdo;我们消灭了多少德国特务呵……直到我们变得聪明了一些的时候。
现在你试试看吧,如果你抓不到活的特务,你就要倒霉,上级级要剥你的皮,还要把处分决定塞进你的档案哩。
我在给福姆岑柯和鲁日诺夫上课时,为了不使他们分心,便自己负起监视的责任。
我边讲课,边时而望着窗外,他们俩就睁大了眼睛,傻看着我。
有意思的是,他们也跟我一样,是开战那年夏天就参加战斗的。
福姆岑柯受伤前是航空大队的领航员,鲁日诺夫是班长。
我不知道他们的飞行技术怎么样,但从奖章来看,还是可以的。
至于说起积极侦察和暴力拘捕这些事,他们都一窍不统,我认为,一旦遇到那种情况,他们是不会顶用的!
……
天黑以后,我们往阁楼上抱了些干草和防跳蚤的艾嵩,把一切安排得舒舒服服。
天已经漆黑了,我立即派他们躲在尤莉娅房后的灌木从中大约有五十米远的地方,而我自己则躲在另一头的房子前面的灌木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