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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高宗李治 被低估的君王上（第4页）

657年正月庚寅日，李治移驾至新修缮的洛阳，并颁布《建东都诏》，颂扬洛阳地理位置优越，能够有效地连接四方赋贡、促进风雨同舟的国际交流，强调其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

贬重臣获得更大自主权

因此，他正式将洛阳宫改称为东都，洛州的官吏编制等同于京师雍州，从而确立了唐朝两京制的格局。

随着东都的建立，显庆三年（658年），前朝重臣褚遂良在流放地爱州去世；而到了显庆四年（659年）七月，长孙无忌在黔州被逼自尽。

长孙无忌的倒台牵连了许多关陇集团的老臣，削弱了保守势力对皇权的制约。

自此以后，唐高宗在政治决策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避免进谏的氛围，长达二十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批评。

对异族宽宏大量

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戊戌朔日，邢国公苏定方成功平定了百济叛乱后，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虏献至东都洛阳的紫微城南门——则天门。

面对这些战俘，唐高宗进行了责问，之后下诏将其释放，展现了他对边疆事务的掌控力和对异族的宽宏大量。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唐高宗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体现了他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的强硬与灵活并用的策略。

废后深层原因

唐高宗李治决定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这一决策的影响远超出了宫廷内部的家务事范畴。

褚遂良等士族官僚坚决反对的主要理由在于，王皇后出身于显赫的世家大族，且是先帝李世民亲自选定的，轻易废后被视为违背了先帝的遗愿。

他们认为，如果要更换皇后，也应该从名门望族中挑选，而不是出身相对低微的武氏。

这种对皇后出身的关注，反映了当时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之间的深刻矛盾。

自南北朝后期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的士族地主势力逐渐衰退，而新兴的庶族地主势力正在崛起。

这种社会变迁影响到了朝廷的政治格局。

唐高宗敢于冒“违先帝之命”

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束缚，直接掌控政权，体现了他不愿被既有势力摆布的决心和勇气。

这不仅是个人胆识的表现，也反映出他作为统治者独立决策的能力。

一个昏庸懦弱的皇帝很难具备这样的魄力和行动力。

通过这次改换皇后，唐高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为后来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他在面对传统势力时的果敢和决断。

权力的移交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首次感到风眩头重，视力受到影响，难以有效处理日常政务。

面对百官的奏报，李治开始将部分决策权交由皇后武则天负责。

武则天不仅聪明机敏，而且对文史有着广泛的了解，她处理政务的能力得到了李治的高度认可。

因此，从这个时候起，李治逐渐将更多的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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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权力的逐步转移，武则天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

她的决断力和治理能力不仅赢得了唐高宗李治的信任，也为她在朝堂内外树立了威信。

这一时期标志着武则天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为她日后进一步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二圣临朝

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方面，她积极排除异己，清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她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的掌权做准备。

随着她在政局中影响力的逐渐增强，李治对她的主导地位感到担忧，一度考虑废黜她的皇后之位。

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秘密指示上官仪草拟诏书以废黜武后。

然而，这一计划很快被武则天得知。

她迅速行动，直接向李治申诉辩解，成功地使李治放弃了废后的念头。

在这次事件中，协助李治拟诏的上官仪及其家族因涉嫌参与废后阴谋而遭到严厉惩罚，上官仪被处死，其家族也受到牵连。

此事件之后，李治在压制武则天方面失去了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