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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第1页）

在上海时期，从1927年冬到1932年秋，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又互相谅解，因而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三

1933年，党中央由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以前，汉年同志先到了江西。

他到瑞金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

我与他虽处在一个地方，但交通不便，不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不常见面。

特别是1934年上半年，我经常离开瑞金，或是去福建河州一带，或是去雩都，临到长征出发时我才回瑞金，与汉年见面的机会更少。

长征出发时，汉年调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他们又再次共同工作。

长征开始时，本来想在湖南活动一个时期，为此特别组织了一个湖南干部营，成员都是湖南人，我当营教导员。

湖南活动的目的未能达到，干部营解散了，成员各回原单位。

我又当了新组成的干部队（都是党政干部）的指导员。

干部队成立后，证明不便于军事行动，又解散了，我加入总政治部的行军队伍，编在宣传部。

于是我又同汉年同志在一起，一直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他离开部队去上海为止。

长征途中，每天在行军、宿营以后，汉年同志还要安排一些宣传工作，当时出一个油印的小报，有时候还根据行进情况，依照地区政治形势，发些宣传口号，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工作很主动。

在行军宿营时，如毛主席的宿营地距总政治部不远，他经常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兴见他。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军事领导，准备组织一次有力的战斗，消灭当面的敌人，决心把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派到连队上去，激励士气，参加战斗。

汉年同志首先响应，下了连队，并对宣传部的同志指出这是毛主席直接组织的一次战斗，我们大家都要不顾一切，奋勇直前，争取胜利，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因为军事形势有变动，这一仗没有打成，下连队的干部都又回到总政治部。

关于这一段行动，我始终佩服他。

他没有当过兵，又是一个文职人员，但临阵前那股勇气，不亚于一个军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现了他的高度水平。

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后奉党中央命令，带着遵义会议决议，离开部队去上海的。

离开前，就连我，他也没有告诉，我只是在总政治部少了一个宣传部长时才觉察到的。

在这方面，又可以证明汉年同志是很遵守组织原则，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

四

1935年春分别后，到1937年夏天，我又同他在上海相逢。

那时，我奉命回四川工作，而四川的工作关系，即是和刘湘的统战关系，是在汉年同志手里。

我在去四川之前，必须首先去上海找着他，然后由他介绍，才能去成都进行工作。

我是由西安去上海的。

在上海，他详尽地介绍了联系工作情况，为我完成这次任务作了妥善的安排。

可惜时局急剧变化，我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又由成都回延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