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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第2页）

1938年初，他奉命去香港，我奉命去新四军，大家都离开延安，又在武汉匆匆地分手了。

1938年、1939年、1940年我始终在皖南。

他大概总是在香港、上海、重庆、延安跑来跑去，我料想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上，为党做了不少艰巨的统战工作、调查工作、联系工作、宣传工作。

五

1941年发生&ldo;皖南事变&rdo;，我在战斗失败后突围出来，辗转到了香港，准备从香港转上海去苏北，向新四军军部报到。

那时他还同廖承志同志一起，主持在香港的我党的统战工作。

我向他们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通过他们，把我的报告送到了党中央。

在香港，我急于只身去上海，好转回苏北军部。

汉年同志认为不妥，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

这样，我只得在香港留下来。

在香港期间，他出主意，陪我去过一次澳门，慰问叶挺同志的夫人。

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我既到了香港，有责任去慰问叶夫人。

在留香港期间，潘还叮嘱我不要出去乱走，更不要暴露新四军的身份。

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间，也不要来往过密，以免去上海后惹麻烦。

过了三个星期，他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

到上海后，他把我交给江苏省委，然后派交通把我送到苏北。

在整个香港、上海逗留期间，他还怕我花销不够，给了我一定的费用。

住在上海，有时他也来我住处看我，要我注意安全。

1941年夏天，我终于回到苏北盐城军部。

1955年&ldo;潘扬事件&rdo;发生后，有好多疑点，使我不大相信这个案子。

他要出卖我，真不费吹灰之力，但他反而多方为我着想，是不是看在我们两人交情的份上?可是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出问题，又是为的什么?

六

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黄花塘时期（1942年‐1945年），上海工作归华东局管，潘有时也从上海到华东局报告工作，或者留在华东局一个短时期。

那时饶漱石颇不安分，总想挤走陈毅同志，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老总。

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赞成饶漱石的做法，拥护陈毅同志。

这些同志后来迫不得已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对饶漱石，支持陈毅同志。

汉年同志在上海工作，与华东局和军部内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卷入了这个斗争，支持华东局和军部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

这个给中央的报告，就是汉年同志受这些同志的委托从军部带到延安转到中央手中的。

可见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则的，并且勇于支持正确的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