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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1935年2月23日，中共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

这四人中的前二人，顾顺章和向忠发，在被捕后立即叛变。

这二人都是工人出身。

正因为是工人出身，所以在&ldo;工人阶级的先锋队&rdo;里占据了要职。

又正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所谓&ldo;流氓无产者&rdo;，本就毫无政治信念和人格操守可言，于是在被捕后立即向国民党叛变。

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生命重于泰山而名誉则轻如鸿毛。

而这四人中的后二人，陈独秀和瞿秋白，是知识分子出身。

如果是为着一己的名利，他们完全用不着去发动和投身革命。

是超越一己名利的壮丽的理想、伟大的信念，使他们成为了职业革命家。

既然本就是放弃了对个人生活舒适的追求而献身革命，既然在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天起就时刻准备着为理想和信念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就决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出卖理想和信念、而成为革命的叛徒。

退一步说，即便在被敌人捕获时，原有的理想已动摇、原有的信念已轰毁，他们为着个人的名誉也不会出卖早已对自己&ldo;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do;的组织和早已同床异梦的&ldo;同志&rdo;。

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不但理想和信念远重于肉体生命，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也比生命更重要。

说得更直白些，即便他们精神上已然背叛了革命，即便他们在内心深处早已是革命的&ldo;叛徒&rdo;，他们仍然不会为求生而如顾顺章、向忠发一般现实地出卖革命。

实际上，陈独秀在被捕前早被中共视为&ldo;非我族类&rdo;而开除其党籍，但国民党对他的劝降仍然无济于事。

1938年8月，因胡适等人的奔走而减刑出狱时，报章发表的司法院呈文中有&ldo;爱国情殷&rdo;、&ldo;深自悔悟&rdo;一类说法，陈独秀立即致函《申报》，为自己辩诬：&ldo;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

兹读政府明令，谓我&lso;爱国情殷，深自悔悟&rso;。

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

------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

&rdo;并希望新闻界勿&ldo;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rdo;。

（2）在国民党的狱中因&ldo;深自悔悟&rdo;而减刑获释，在陈独秀这类人看来，便意味着&ldo;人格&rdo;的彻底沦丧；他一出狱便致函《申报》，与其说是在表明自己的理想依旧、信念未改，毋宁说是在表明自己的&ldo;人格&rdo;不可侮。

换句话说，陈独秀之所以觉得这样的说法&ldo;难堪&rdo;，倒并不在于&ldo;深自悔悟&rdo;这几个字，而在于&ldo;深自悔悟&rdo;成为了减刑获释的理由。

作为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这样的人如果真的&ldo;悔悟&rdo;了，是不会刻意隐藏自己的&ldo;悔悟&rdo;的。

实际上，在蛰居江津的最后岁月里，陈独秀以一系列文字，如《资本主义在中国》、《说老实话》、《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给西流的信》、《给连根的信》、《给托洛斯基的信》、《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表达了对自己原有理想、信念的反思，表达了自己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省悟。

要说这是&ldo;深自悔悟&rdo;也没有什么不可。